应急管理直接关系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要守住安全底线，行政执法的制度笼子必须扎得更紧。
由于代表构成比例带来了隐性资格限制，因此，这种严把关的实践形式仍然不时引发争议。在关于选举权性质的争论中，公务说曾对权利说展开针锋相对的批驳。
因此，要保证我国的民主选举制度与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相适应，必须加强被选举权的理论研究，切实从以选举权为中心转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中心，重新理解和完善选举程序。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以体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候选人的资格比选民的资格严格，可以使选民所真正信赖的人当选，减少在选举中不公正的现象发生，提高选举的威严性。选民所享有的选举权要产生相应法律后果，不能仅凭个人意愿和个人行动达成，必须依存于一场由多数选民共同参与的选举。反之，在代表机关中没有适当数量的特定群体代表，公民个体的利益可能受损。
[8]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二是代表当选实际上所需具备的法定条件以外的条件。田雷：《宪法穿越时间：为什么？如何可能？来自美国的经验》，《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第394页。
恰恰相反，就集体建设用地转让而言，限制是原则，流通是例外。中国学者的讨论可参见侯学宾：《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主义——一种学术史的考察》，《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第135页。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控制减弱时，集体或农民个人向非集体组织或私人出卖宅基地的黑市逐渐发展起来，至改革开放后规模已十分可观。改革开放之初，集体企业还可以使用本集体原有的存量用房。
彭錞，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转让的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
这对于扭转违宪状态不单只是杯水车薪，更有矮化改革目标之虞。[66]当然，国家通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汲取财政资源是否属于正当公共目的，本身是有争论的。《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表明：当年，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改革在城市和农村都在发生。[15]但问题在于：若仅是为了给国有土地转让做事后背书，1988年宪法修正案为何会采用不区分城乡土地的宽泛表述，而非更为狭窄却精确的语言——譬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消极违宪论者敏锐地抓住这一点，从文义逻辑上推理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而不是‘惟有城镇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才可合法转让。
[48]可见，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课题组看来，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目标是促进农地承包经营权等转移和集中、实现农业规模经营。[61]这无疑是为了缩小宪法规范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降低错误成本。然而，这种突破又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该试点下的入市只能采取租赁方式，严禁以租代售或转租。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国务院在1990年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后就再无动作，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入市的具体办法迄今仍付之阙如。
有学者据此认为1988年修宪确立的土地转让条款沦为半拉子工程，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国务院都出现消极不作为，未能完成宪法委托，背离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这两种土地所有权，那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转让，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当然也可转让。
[31]除了涉及农转非的转让，用于农业用途的集体土地转让，即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改革开放后也日渐普遍。违背我意志的行为，不是我的行为（Actus me invito factus non est meus actus）。
由于实践中多见搭地卖房现象，这实际上就是在允许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作为立法形成条款，该条款的精神原理在于通过宪法延迟减低决策成本和错误成本，为集体土地管理制度的进一步演化提供框架、划定边界。其中，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心发展研究所课题组[47]负责撰写《中国农村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对1988年宪法修正案土地转让条款阐释如下：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宪法修正案已批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有偿转移，这对增强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稳定感、促进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和集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实践再一次走在法律前面。首先，1988年宪法修正案土地转让条款给立法者施加的是形成相关立法的义务，而不是一种自行决定是否立法的授权。叶兴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产权重构》，《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5月13日，第5版。
直到2009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意见》，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才又重新被提上议程。但这种展开仍是有限度的，须顾忌集体土地入市对耕地保护以及既有土地市场和财政制度[66]的冲击，在没有相应对策和准备的前提下不能急躁冒进。
[49]林涧青：《〈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88年12月23日）。私营企业开始以与集体联营的名义，租赁集体的土地、厂房，并付给一定租金和管理费。
非农业人口兴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建设用地，参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规定办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44]身处中国语境，面对中国宪法，无法也不应照搬照抄美国做法。显然，这样的条件都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造就的。[13]一方面，集体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早有立法，如1995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15条、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0、16、32条和2007年《物权法》第128条。这里的局限条件包括两种。
二是二次有偿使用，即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这首先表现为集体建房用地交易在城市郊区、城乡结合部大量出现。
[33]周其仁、邓英淘、白南生：《土地转包的调查和初步分析》，《农业经济丛刊》1983年第5期，第28页。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指出：修正案草案第一、第三、第六部分是按照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的规定修改的。
[11]据此，本次修法放松入市限制的对象仅占集体土地总面积的约0.63%和集体建设用地总面积的约13.5%。但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分析不是在为现实辩护，更不鼓吹中国的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已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无须进一步改革。
[28]同前注[25]，郑振源书，第350页。问题随即转化为：修宪所指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究竟有何意涵？是否真如消极违宪论者所称是确立了农地入市以自由为原则、限制为例外？答案要从修宪前的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史中去寻找。对于农地转用建房，国家采取了两种措施。这种目标和手段之间的互动，以及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的平衡，又从来都是动态演进，而非静态固定的。
恰恰相反，只有真正理解了宪法土地转让条款的历史原旨和精神原理，方能避免保守或激进的陷阱，审慎推进改革，实现土地管理制度多元目标之平衡。第二，将国家依法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的具体办法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
[37]《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第3（1）条。因此，要使耕地使用权转移不仅成为个别特例，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出现，就必须或者使农民获得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或者有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替代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分配。
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切实解决滥占耕地建房问题的报告》指出：坚决刹住干部带头占地建房风。[21]何茂文：《农村土地管理与经营》，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56页。